彭宇案，欲休还说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孙述洲

　　备受关注的彭宇案，最近传来消息，二审院南京中院经过调解，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，南京中院依法裁定准予双方当事人撤回上诉。我们终于未能盼来彭宇案的二审判决，从法律上进行质疑的可能性或许就此终结，法律人对彭宇案较真的可能性或许将就此打住。如同聂树斌案逐渐淡出人们视野，彭宇案或许也将淡出人们视野。当彭宇案被炒得发烫时，我是“欲说还休”；可是，当彭宇案以此种方式结案，即将淡出人们视野时，我却“欲休还说”。
　　彭宇案是一件普通的民事案，因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有关该案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问题，见仁见智，也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普法教材。可是，我们未能等到一个确定的终审判决，二审法院最终以“冷处理”的方式——调解——结案了。
　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昨日针对此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，法院二审时“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”，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，并且申请撤回上诉。我的目光停留在“大量的调解工作”几个字上。法院宁愿做“大量的调解工作”而不愿及时判决，是否当事人双方开始不愿和解而很难达成协议？法院是否做了“背对背”的说服工作？法院是否强制调解而未能及时判决？如果回答是肯定的，二审法院就违背了法律精神。因为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条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，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；调解不成的，应当及时判决。

　　以上是猜测，不足为论。撇开此案（其实真想撇开难），我想说说调解。诉讼调解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一种手段，曾大行其道。如今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下，诉讼调解又得以强势反弹，大有复兴之势。在强调诉讼调解的背景下，强制调解是不可避免的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当调解结案成了一种民事司法的目的，而不是解决纠纷的手段时，调解便成了一种负面的东西。张卫平教授指出，强化调解导致人们法律虚无主义意识的扩展和蔓延，因为调解结案的一般结果是权利人的权利“打折”，也给义务人无需充分履行义务这样的有利预期。在我国原本法律就难以得到严格执行的大背景下，诉讼调解的强化必然使得法律规定被进一步“虚化”，这对于刚开始强调法治的国家而言，其消极面是显而易见的。同时，强化调解降低了裁判使法律规范的具体化、明晰化，淡化了人们行为规范化的意识。诉讼调解本身具有模糊证据的作用，轻视证据的结果也将导致人们漠视民事行为的规范化。此外，强化调解也影响法官裁判水平的提高，因为调解无需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明晰，法官也无需在诉讼中努力地查明事实和探究法律的适用。

　　法律最终在彭宇一案面前“激流勇退”（其实诉讼调解也是司法解决的一种方式，自然可以算得上是用法律解决纠纷，我的意思是该案未能以法律说理的形式——判决——结案），法院最终失去了（却是其积极追求的结果）一次以法律教育大众，指导大众行为的机会。说开去，我以为，于法治国建设而言，这种法律的“不作为”，有害无益。